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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中国戏剧，其素材相当一部分来自笔记小说，尤其是唐传奇中，有大量戏剧题材。后世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等最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，都能在唐传奇中找到出处。才子佳人、美满姻缘，往往是中国戏剧的固定套路。 然而唐传奇比后世戏剧更动人之处在于，唐传奇更加真实地描绘了人生的苦痛、无奈，也更加接近真实。比如《西厢记》之于《莺莺传》，在故事展演方面，后者要明显更加本真，崔莺莺的真实样貌，恐怕要去《莺莺传》中索引。王实甫自己也承认，自己的作品不过是“欲补前人缺憾”的补充之作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原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，似乎就注定是一个最美丽、最浪漫的谎言。而真实，是崔莺莺所言：“始乱之，终弃之，固其宜矣，愚不敢恨。”崔莺莺真正动人之处，是明知道始乱终弃是常态，却义无反顾，而她的身份低微，注定了被抛弃的命运。中国艺术史上，真实的如刘彩春、薛涛，虚构的如杜十娘，都是如此。在我们的近邻日本，川端康成笔下的《伊豆的舞女》，森鸥外《舞姬》，也是如此。可见这才是艺术本真的常态。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看重，研究唐传奇的原因之一。 唐传奇中，有一个篇什向来不被重视，因为这个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并没有太丰富的蕴涵：男人是一个游手好闲的顽主，女子则是一个并没有太高情操的狐精。我们说伟大的爱情，往往一定需要男女双方有值得讴歌和礼赞的素质。比如杜丽娘的大家闺秀，柳梦梅的痴情果敢；又比如侯方域的志气高傲，李香君的伟岸幽香。总之，在戏剧舞台，似乎爱情是并不属于寻常百姓的。戏剧世界的爱情，似乎并不同情柴米油盐和世俗平庸。 要不然，《烂柯山》中，崔氏和朱买臣何以牛衣对泣。然而，看惯了才子佳人、帝王将相，就往往会怀念寻常百姓、小家碧玉。毕竟，真正能够引起我们深刻共鸣的，是和我们有着共通生命情感的伟大平凡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特别推崇《任氏传》，这是一部追求平凡的伟大之作。何谓追求平凡的伟大？广东粤剧《帝女花》，帝王家的公主和驸马魂断新婚之夜，他们唱出了：在阴司地府，觅那一个寻常门巷。却原来，最宝贵的不是帝王家的身份，最奢侈的恰恰是寻常夫妻的相濡以沫、生死与共。 《任氏传》中，主要人物有三个：任氏，女妖也是一个狐仙。韦崟，信安王祎之外孙，是一个落拓豪爽的有产阶级；郑六，是韦的妹夫，倒插门入赘的潦倒武夫。韦与郑虽然地位有较大差别，但臭味相投，经常一起喝酒、游玩，甚至一起猎艳。从这三个人物来看，并无可取之处：狐仙虽然也有气节高尚者，但本质是异类，关键纵观全篇，任氏并无什么情节高尚可言。两个男人就更加可鄙：一个有产，一个无产，俱都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吃喝玩乐。与韦的落拓豪爽相比，郑六似乎更加不值一提：穷，还不踏实，活脱脱一个老舍笔下的包少爷。唯一有点亮色的是这个郑六习过武。但是在唐宋，武夫也并没有太大的可吹可擂之处。 两个男人一个有资本，一个贫无家，后者总感觉更令人不屑。对，我说的正是这个郑六。然而就是这个不值一提的郑六，居然能走桃花运，居然能够成为爱情的男主人公。这样的开篇布局，是让读者颇为不悦的。而且他与任氏的初会，也透着浓浓的俗气和轻浮。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，相约饮酒。郑乘驴而南遇到一个白衣姝丽。郑子见之惊悦，策其驴，忽先之，忽后之，将挑而未敢。在大街上，看到一个女子，就敢去尾随，这放在今天也算是流氓行径。不仅如此，郑六还主动搭讪：“美艳若此，而徒行，何也？”女子当然应该意识到这种搭讪有调戏意味，然而却并不拒绝。 所谓君子有援琴之挑，鄙人无投梭之拒。只是与司马相如的《凤求凰》，张生的情诗相比，郑六的挑逗显得太轻浮、太俗气了。这是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郑六的原因，当然也是主流批评界一直看低任氏的原因。因为任氏居然对郑六颇有意，笑曰：“有乘不解相假，不徒行何为？”你既然有驴，不知道拿给我骑，我不是只有走路了吗？这简直就是相当于接受了郑六的调戏。这样的一对人相视大笑，总让读者以为互为引诱者多，互为爱恋者少。这样的初遇，是很难让人品读出爱情的滋味的。